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们全家三代人住在农村的一个小院里，有三间北房和两间西房，都是老式瓦房，院子虽然不大，但大门修的还较“排场”。门内有两根木柱顶着上面的瓦棚，尤其是大门外的门框上用砖雕刻着四个大字“勤俭持家”，字迹工整秀美。听爷爷说过这四个大字是修房时花了几块大洋专门请乡里的“文化人”雕刻的。

　　爷爷贾铭功是一个地道的老农民，一辈子务农和“土圪塔”打交道，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参加生产队劳动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家祖祖辈辈以勤劳传家，以诚实做人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咱们的传家宝。”爷爷一生俭朴，把一粒粮食都视为珍宝。“打牛千鞭才能得一粒黄米，饱肚时要想饥肚时，要节约粮食”。这也是爷爷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。

　　记得我十二岁那年，帮爷爷收自留地里的麦子，在打场筛簸麦粒时，我不小心掉了几颗麦粒，我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情，可爷爷却会一粒一粒的捡拢起来，他还把那些带土的“麦斗子”簸了一遍又一遍，生怕丢掉一粒。当时我很不理解，认为爷爷也太“小气”了。

　　爷爷一生从不铺张浪费、他穿的是那件穿了几十年的深蓝色上衣，戴的是那顶陪他经历几十年风雨的檐帽。他从来不追求吃什么山珍海味，也不追求穿什么名牌服饰，尽管姑姑们给他买的新衣服不少，他却一直压在箱底。他说“在生活上能吃饱穿暖就是幸福”。爷爷没读过什么书，斗大的字不识一箩，但他却用自已朴实无华的言行教会了他的儿孙生活和做人的道理。

　　我的父亲贾宝岳从小念过几天私塾，作了半辈子农民，解放后在农村供销社工作，曾担任过几个村的供销社“经理”虽然单位只有四五个人，但他爱岗敬业、恪尽职守、公私分明。曾先后获得过县、地两级供销系统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奖牌。那时农村供销社虽然不大，但百货、文具、糖酒、杂货等样样具全。农村交通不方便，只有马车，他为了节省开支，每次从城里进货都是自已担，货太多时就用平车拉，从来不雇用车辆，单位职工说他“死心眼、小气鬼”。我们全家称他为“新货郎”。那时国家经济困难，农村生活艰苦，各村供销社都有为国家收购鸡蛋的任务，社员们用鸡蛋到供销社换盐、醋和生活用品，父亲的供销社每天收一百多斤鸡蛋，他在单位一个人做饭吃，从来没吃过公家一个鸡蛋。当时供销社买的最时髦的布料是“毛哔叽”、“凡尔丁”，可他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些布料的衣服。

　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社员粮食不够吃，不少人到地里偷吃，挖生产队的小红薯、掰青玉米穗等，父亲从来不叫我们去。记得有一次生产队开社员大会，每家大人必须参加，那天父亲正好休息也来参会，队部院子的墙角里放着刚摘回来的疏菜，有茄子、南瓜、豆角、西红柿等计划分给社员。开会前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都忍不住偷吃西红柿，大人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大人们背后钻过去拿了两个小西红柿。父亲发现后一声断喝让我放下，我顿时羞愧的无地自容，站在原地脚都不会动了，当时我“恨透”了父亲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父亲的威严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。父亲的一生艰苦朴素、刚正不阿、公私分明为我们兄弟姐妹树标立样，使我们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能够在平凡与坦荡中做好人、做些好事。

　　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型国营化工厂当技术员。参加了工作，父母对我最多的嘱咐和叮咛是“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、爱岗敬业、敢于担当、遵守纪律、服从领导”。我主动要求下车间，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在工作中为国家节约一滴水、一滴油、一度电、一颗小螺钉，我自已以身作则，也要求身边的人去作。记得有一年，全厂停产大检修，各车间都作了成本预算，领导叫我负责检修质量和备品备件，我在质量上严格要求，在成本上严格把关，把车工、钳工、管工、仪表工都调动起来，把以前坏了卸下的旧设备零件、阀门、管件、螺丝、螺母等加班加点进行返修，尽量不领新件，工人们说我是“老抠儿”。我感到抠得值，结果为国家节约了二十多万元的大修费用。

　　后来我调到县委县政府管理县办工业企业，走上了领导岗位，在工作中我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，做每一份工作都要求自已务实认真，摸着良心去做，从不讲排场搞阔气，从不大吃大喝。下厂搞调研单位配备小车，到县城附近的工厂，我从来是骑自行车，这种工作习惯也是老一辈家风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　　我们的家很普通也很平凡，即没有经天纬地之功，也没有可歌可泣之绩，但前辈们传下来的家风家训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是他们给我树立了榜样，立了规矩，也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今天我的儿女们都大学毕业，也都参加了工作，通过家庭教育和耳濡目染，我相信良好的家风家训一定会代代相传的。

　　(作者： 洪洞县老体协 贾国喜）